曾经努力去读康拉德的名作《黑暗的心》，那时我还是个天真的少年，没有读完便放下了。现在，当钱理群先生送我一册他的近作《压在心上的坟》时，我又想起了那本没读完的书。这两本，都是关于人类心灵的书，都是人类的心灵在黑暗中挣扎的书。
用“坟”作为书名似乎有点不吉祥、不雅驯，更何况“坟”还“压在心上”。不过，《坟》是鲁迅写得最好的杂文，《墓碣文》是鲁迅写得最好的散文诗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鲁迅穿长衫坐在乱坟堆中的照片，前排还有几名洋装在身、气吞万里的青年，而先生却冷若冰霜，独坐坟头风满袖，那管他绿肥与红瘦。范仲淹有诗曰：“纵有千年铁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”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多次重复这个意象。从曹雪芹到鲁迅，再到钱理群，笔下都出现了“坟”难道仅仅是巧合吗？
压在心上的坟远在贵州。在那不堪回首却又不得不回首的岁月里，钱理群被下放夜郎古国，扫进“牛棚”。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女学生，因为不同意对“反革命分子钱理群”的定罪，认为“上纲上线太高，不符合实际”，立即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这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愤而采取了与《家》中的鸣凤同样的抗争方式：投湖。于是，喇叭里响起刺耳的尖叫声：“反革命分子某某自绝于人民，罪该万死！”从此，一具沉重的死尸横亘在钱理群与青年之间，一座有形无形的坟压在他的心上。“后来，我成了学者。当我以更开阔的视野，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，以及探讨人类共同的精神困惑时，我都清醒地意识到，作为我思考的基础与出发点的，仍是已经化作我生命一个部分的，横卧在贵州高原上的死尸……”
其实，以“学院派”的观点来界定“学者”，钱理群不能算“学者”。即使是像《丰富的痛苦》这样他自认为“最学术化”的著作中，也处处可见违背“学术规范”的表达，正如王乾坤先生在书评中所说：“即使是一种纯学术的描述，他也不忘记在适当的时候，走出语境，旁白几句，或者骂几句，再不然，就是留一个长长的尾巴，节外生枝地倾诉他的情怀。”无论他研究的课题是鲁迅、是曹禺，还是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，他的笔实际上透过了对象本身，在写一部活生生的“钱氏心史”。在乾嘉学统占主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这种学术路数当然是“中心的边缘”。老钱曾谈及他所感受到的“学院派”的压力，虽然他是中文系最受欢迎的教授。我可以想像一个边走边唱、拿着树枝赶着小牛的牧童，突然闯进燕尾服与长衫满座的讲堂时，双方的“莫名惊诧”。我思考，“钱氏路数”的选择，与那座压在心上的坟，与他“这一代”、“这一家”、“这一个”的特殊的生命体验，与恩师王瑶先生“挣扎”的生命轨迹，有着血肉般密切的联系。这些“合力”，使钱理群最终成了“钱理群”。
书中写父亲、母亲、三哥的文字，以朴实无华的本色，道尽百年家园痛史。“1948年的冬天，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，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，在吃着什么———仿佛是汤元，仿佛又不是，模糊不清了。男孩很快地吃完了，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，中年人微微一笑，把自己碗里剩下的，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，突然长叹一声……”父亲到了台湾，而父子终生未能见面，那个低头吃汤元的“小小钱”，能料到那一瞬间竟成为生命中的永恒吗？老钱还深情地谈到，在王瑶先生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曾当着先生的面，失声痛哭，先生也是涨红了脸，怒斥道：“要奋斗总会有牺牲，哭什么？没有出息……”我想，这些生命的片断是老钱生命的亮点。如果说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、袁枚的《祭妹文》写的是显在的亲情以及丧母、丧妹之痛，那么老钱的这几篇文章，除了道出丧父、丧母、丧兄、丧师之痛外，还道出另种“江山惨淡”的“隐痛”。他这样评说王瑶先生：“他是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，因而，学术对于他，首先是一种自我生命的挣扎，并且是自我力量的一种确认。”学问能与生命同构吗？我一向怀疑。然而，从王瑶到钱理群，他们在尝试着，在挣扎着。
就对一切所谓“真理”都抱怀疑态度而言，老钱近似于哈姆莱特；就对一切人与事都抱着十分的热情而言，老钱近似于堂吉诃德。在“火”与“冰”的两极，他更偏向于“火”。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：知识与思想作为一种资源，必须转化到民间去，正如煤作为燃料必须燃烧一样。老钱就是这样一块燃烧着的、质地黑得发亮的煤。假如这块煤再经过若干年的结晶，在宁静的地层深处可能会转化为别的什么贵重矿物，如黄金、金刚石之类的，从而获得永恒的价值。但它舍身燃烧了，尽管火与光是短暂的。不少朋友劝老钱“心境超然一点，学问形而上一点”，但他做不到，他说这是自己的“局限”。但我以为，热忱、眷注、执着难道是“局限”么？老钱对政治虽停留在“坐而论”的层次上，但“声声入耳”、“事事关心”，令他的情绪一直处在“郁热”的状态。他把自己定位为“觉世之人”，因此无意作“传世之书”。他不是以渊博的知识和庞大的体系来折服人，而是以鲜明的个性和敏锐的思想来感召人，因此成为群星璀灿的北大中文系最有魅力的教授。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很久了，一见面，无一例外地要谈起“老钱”———“老”不是尊称而是昵称，学生把他当作心灵相通的、同样年轻的朋友来看待。
钱理群用《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》这篇文章作为“代序”，显然别具深意。读中国的历史，最痛切的感受便是：苦难不断被重复，直至趋近麻木。迄今为止，苦难或者被故意遗忘，或者被刻意美化，而对苦难的发掘、反思和转化依然缺席。为什么“一个世纪我们个人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而在精神（思想文化）上的收获甚小”？这是钱理群思考的核心问题。他所做的一切，包括著书、讲课等，全都是为了完成“苦难”向“精神资源”的转化。他每天要回大量的读者来信，与偏远地区的小学教员成了心灵之友；他从不拒绝学生社团请他讲座的要求，在风雪漫天的夜晚从城里赶到燕园。他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，他有一颗孩子般的心。我很喜欢封二的那张照片：小老头背着手，挺着肚子，踱步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。面对“无物之阵”，他与鲁迅一样“横眉冷对”。平日里，老钱一天到晚都笑嘻嘻、乐呵呵的，像一尊弥勒佛，少有这样“冷峻”的神态。“火”结晶的时候，镶嵌在“冰”的里面。那时，老钱在想些什么呢？
若干年后，人们读到钱理群的文字时，需要注释家来加注释了。因为后代人不可能再有“那一代”、“那一个”的心灵挣扎的体验。这也许是老钱最乐意出现的结果吧。
